綿陽南湖公園“六一堂”內(nèi)的歐陽修塑像
從宋至明清，綿州崇賢之風盛行，州城內(nèi)外先后有五處以“賢”為名的堂、祠，包括綿州十賢堂、南山十賢堂、思賢堂、思賢祠、延賢堂，這是當代綿陽傳統(tǒng)文化建設(shè)中的重要資源支撐。
在綿州“賢堂”中，以綿州十賢堂、南山十賢堂最為知名，而綿州十賢堂與思賢堂則是同時創(chuàng)建，但始建年代、歷史上經(jīng)歷的重建及具體位置，地方志書雖有記載，很多人并不知情。近日，記者對此進行了采訪調(diào)查。
□綿陽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張登軍 文/圖
崇賢敬賢綿州“二堂”始建于南宋
在綿陽歷史上的賢堂中，綿州十賢堂與思賢堂的創(chuàng)建年代是南宋淳熙年間。
明天啟《成都府志》中收錄《重修思賢堂記》記載，“綿有二堂，一曰思賢，一曰十賢，皆建于宋史祁也”。這段文字，明確了綿州“賢堂”是宋淳熙年間綿州知州史祁所建。
清同治《直隸綿州志》（卷53職官）記載，史祁于南宋淳熙十二年（1185年）履任綿州知州，在任期間“興學(xué)尊賢，修堤鑿井”，最有影響的政績之一就是在當時的城北修筑土堤“以捍涪趨”。這段歷史，綿陽史學(xué)界在介紹綿州古城歷史時，普遍都會引用。
史祁在綿州期間治理有方，百姓“安其政”，可以說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(chǔ)。百姓安守本分，地方長官史祁自然就沒有那么忙了，閑時翻翻舊志，了解一下地方歷史，才發(fā)現(xiàn)綿州歷史上的賢能之輩不少，就萌發(fā)了修建“二堂”的想法，于是就有了思賢堂、十賢堂。
思賢堂在綿州“治東”，繪制的是揚雄、杜甫、李白、樊紹述、蘇易簡、歐陽修、司馬光、唐庚等九人的像；十賢堂位于綿州“州學(xué)東”，繪制的是涪翁、龐統(tǒng)、蔣琬、杜徽、尹默、陳該、王仲華、李白、蘇易簡、歐陽修等十人的像。
在“二堂”建成后，每年分別有人前去祭祀，以此引導(dǎo)當?shù)孛癖娛考澋?ldquo;崇賢哲之風，寓景慕之心”。這算是史祁給綿州后人留下的一筆文化遺產(chǎn)。
屢受侵擾明代重建“二堂合一”
從南宋始建，歷經(jīng)元、明，古綿州屢受戰(zhàn)亂侵擾，思賢堂、十賢堂毀于戰(zhàn)火。明成化庚子年（1480年），保寧府州判唐平“以賢能”被舉薦擔任綿州知州，到任后“盡心職務(wù)”，忙完公務(wù)后，也是趁閑時翻閱舊志，發(fā)現(xiàn)有關(guān)“二堂”的記載，且“荒廢已久”，他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準備修復(fù)思賢堂和十賢堂。
正巧，一位姓孫的巡按欽差來綿，唐平就報告了準備修復(fù)綿州“二堂”的想法。孫欽差認為這是好事情，如果能干成，必然是值得一提的政績，他隨即“檄以允之”。
得到欽差的支持，唐平干勁十足，一邊安排人召集工匠、籌備材料，一邊尋訪“二堂”的遺址，將二堂合一，建成后取名思賢堂。他還在堂東面的空地構(gòu)建“數(shù)楹將以為巡按駐節(jié)之所”，掛“思賢書院”的牌子。
對這段重建歷史，明天啟《成都府志》（卷52）《重修思賢堂記》有記錄，但對唐平重建時是選在思賢堂還是十賢堂的遺址并沒有說明。不過從唐平重建二堂后取名“思賢堂”看，“二堂”重建應(yīng)該是在原“思賢堂”位置。
“思賢堂”建成后，孫欽差說，史祁所繪“二堂”的人物中，是出生于蜀地及其在綿州建功的人。如按這個標準，“諸葛武侯、李衛(wèi)公、趙清獻以至范張父子亦皆可祀”，于是他讓唐平“增置焉”。
張冠李戴清代重建時人名失誤
明代重建的“思賢堂”，成為綿州一大景觀，時有州人前去祭拜，追思先賢。但還是因為戰(zhàn)亂，加之清康熙、乾隆年間的涪江洪災(zāi)，思賢堂被毀。
清咸豐九年，綿州郡人吳紹典準備在治內(nèi)舊址重建十賢堂，但“民舍魚魿”，就找當?shù)孛奚塘?，大家認為既然舊址在州署東，現(xiàn)州署東文昌宮僅祀文昌像，“其下可為一龕，附祀十賢栗主”，這樣“于地既符，于理頗協(xié)”。
于是，吳紹典出資在文昌宮重建“十賢堂”，祀“龐統(tǒng)、蔣琬、杜徽、尹默、蘇易簡、王仲華、李白、陳該、歐陽修、黃庭堅”十賢，取名“仿古十賢堂”。
吳紹典在恢復(fù)十賢堂時出了點問題，“十賢”中“涪翁”被“黃庭堅”取代了。民國《綿陽縣志》也指出了這一失誤，認為黃庭堅雖晚年自號涪翁，但并沒有“游綿之文”，與史實不符。
到民國時，“仿古十賢堂”所在的文昌宮及隔壁的左綿書院駐扎軍隊，“十賢龕主皆無考存”。民國十五年，城內(nèi)白衣庵側(cè)彌陀小院失火，縣紳籌辦佛學(xué)社事，重建大殿三楹，在左殿作龕，上祀文昌，下祀十賢。
思賢堂在清代光緒年間也有重建，先是在文昌祠內(nèi)治經(jīng)書院重祀思賢堂，后移祀文昌宮東廂，民國時廢棄。
歷經(jīng)滄桑綿州“二堂”地址變遷
從南宋始建，到明、清重建，綿州十賢堂、思賢堂的具體位置在哪里？從地方志書中，可以找到線索。
宋《方輿勝覽》記載“思賢堂在州宅”，州宅可以理解為州署，可見思賢堂是在州城內(nèi)。明天啟《成都府志》記載，十賢堂在州學(xué)東，思賢堂在州治東。從宋到明代，綿州的州城有所擴展，州署位置變化，才有了“思賢堂在州治東”的說法。
民國《綿陽縣志》記載，明代綿州州署于明正統(tǒng)初建于州城東北。從明正統(tǒng)年間到成化年間，綿州的州署沒有變化，唐平重建時，合二堂為一取名思賢堂，位置應(yīng)在當時的州城北偏東的位置，但具體地點還有待考證。
后來，迭經(jīng)兵燹，明代綿州州署的所有房舍盡毀，思賢堂也被損毀。民國《綿陽縣志》（卷5）記載，清順治十年綿州知州李世泰重建文廟，在廟內(nèi)祀十賢，從名字上看應(yīng)該是“十賢堂”。乾隆《直隸綿州志》記載思賢堂“在治東”，十賢堂在“州學(xué)東”，應(yīng)該是引用了明天啟《成都府志》的記載。
清咸豐九年，吳紹典重建的“仿古十賢堂”在文昌宮，光緒年間吳開聰重建思賢堂在文昌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康熙二十四年，綿州知州卜永吉、王珽就將位于城西南原安綿道署改建為文廟，文昌宮在文廟左側(cè)。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，清晚期時，思賢堂、十賢堂的位置，位于現(xiàn)在的文廟街附近。民國時，因駐軍往來，文昌宮被毀，十賢堂、思賢堂也隨之消失。
編輯：李志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