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馮源（綿陽）
四川著名散文作家蔣藍撰寫的人物研究《蘇東坡詞典》一書，近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。這部長達30余萬字的作品，以中國古代的大文豪蘇軾為描述對象，以紀實性的筆法敘述了蘇軾的出身背景、成長經(jīng)歷和在宦海中幾起幾落、跌宕起伏的人生，以及自始至終專事文學藝術、堅守人文意向、秉持公允公正、放達胸襟情懷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風范，尤其是對于“蘇東坡之路”進行有力的探尋，既展現(xiàn)出作者慧眼獨具和匠心特出的藝術見地，又成功地對蘇軾這個獨特的典型人物形象進行了賦予現(xiàn)代意義的藝術重構，從而使這部兼具了紀實文學與理論探尋意味的著作，凸顯出濃重的文化蘊含和深沉的現(xiàn)實意義。
作為一部兼具了紀實文學和理論探尋雙重意味的著述，它究竟向讀者訴諸什么，是題材選擇的獨特，還是思想內(nèi)容的厚重，或是哲理意義的深邃，抑或是藝術手法的新穎？對于這些問題，無疑是需要文學研究者予以直接回答的。為了有利于廣大讀者更為深入地解讀作家的這本著述，以此做出各自的全面理解、深刻認知及其貼近作者思想和文本原意的審美判斷，論者主要選取其中的《蘇?！贰段那窍路病贰?ldquo;烏臺”與鴉翅》《野性之狂》《超然臺》《遍地都是蘇東坡》等篇章，作為具體的分析和闡釋對象。
《蘇?！肥潜緯氖灼鳎瑑H從標題看，就令廣大讀者生發(fā)出豐富的想象和聯(lián)想，將蘇軾、蘇洵、蘇轍父子三人的卓越文學才華比喻為浩渺無邊的大海，這雖然不是作者的發(fā)明創(chuàng)造，但由此可見作者對這三位古代名人充滿深深的敬意。那么蘇氏父子何以成為大海，有著怎樣的事實或理論依據(jù)？在作者看來，這要從法國《世界報》發(fā)起的一次評選活動說起。2000年，這張有著巨大世界影響力的報紙發(fā)布新聞報道，意欲在本報評選出從1001年到2000年內(nèi)的12位世界“千年英雄”，在由上億讀者組成的投票熱潮中，作為文學家的蘇軾有幸成為這份榜單里的人物，并且是入選者中唯一的中國人。作者認為，蘇軾得以成功入選，固然有其偶然的因素，但又存在某種必然，這樣的結果充分證明了一個鐵的事實：蘇軾不僅僅是泱泱華夏家喻戶曉的人物，而且也是世界人民公認的頂級名流。在這個基點上，作者又從不同向度深入分析了“三蘇”之所以成為無數(shù)民眾心中杰出人物的成因，指出它既與當時四川特有的歷史和地緣有關，也與蘇軾父子各自的人生實踐和取得的卓越文學成就相關，特別是與蘇軾本人對“蘇東坡之路”的奮勉開辟和有力彰顯，更有著深度意義的關聯(lián)。何謂“蘇東坡之路”，作者有著這樣的解讀和闡釋：“蘇東坡從官場的事務里提純有益的救世思想，從世俗生活中淬就生活真味，從歷史的積淀中托舉映照未來的靈智水光”，從而構成了一條鮮花與荊棘叢生、榮耀與失落并存、才識與膽氣共構的人生之路。作者的這番理解和闡釋，無疑是對蘇軾所富有的思想和精神氣象為貼切的注解。
在《文曲星下凡》《野性之狂》《超然臺》等篇章里，作者分別敘寫了蘇軾在宋代科舉考試中一舉及第的歷史往事，以及青壯時代所具有的狂野與超然的性格特點。《文曲星下凡》主要追述了蘇軾在京城汴梁參加科舉考試，并高中第二名進士的一段有趣往事。宋代嘉祐元年的秋天，蘇軾父子一行三人同時參加了當年由禮部主持的科舉考試，主考官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，他在閱卷過程中，看到一份標題為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的考卷，深為文章中對遠古和上古歷史一番縱橫捭闔的精彩論述，以及表現(xiàn)出的說理透徹、語言流暢、文風平實的魅力所傾倒，認為它是一篇難得一見的優(yōu)秀文章。由于卷子處于密封狀態(tài)，蓋住了考生的名字，不知道何許人也，他猜測最有可能是自己的得意門生曾鞏，于是為了避嫌，他將這份卷子取為第二名。放榜之后，歐陽修方才知曉該文的作者竟然是蘇軾。顯而易見，作者對這段有趣往事的詳細敘述，目的在于揭示蘇軾在年輕時代便具有卓爾不群的創(chuàng)作才華。相與比較，《野性之狂》和《超然臺》這兩篇文章，突出表現(xiàn)了蘇軾青壯時期的性格特點。前者先是對闖入者這個概念進行了形象詮釋，然后重點描寫了作為闖入者的蘇氏父子，對北宋政壇與文壇的雙向進入，認為這是一種帶有野性性格的進入，而這種野性性格的生成源自于眉山的田間地頭、岷江一往無前的氣勢和蘇家?guī)状诵纬傻淖杂砂l(fā)展理念；后者以蘇軾在密州任職期間揮就的《超然臺記》為審視對象，通過對這篇文章隱含的思想意蘊的深入分析和探究，揭示了蘇軾身上所具有的兩種性格——熱忱介入現(xiàn)實又清心寡欲、超然物外的性格。
《“烏臺”與鴉翅》一文，是對蘇軾遭遇“烏臺詩案”及其整個生死過程的描寫。稍有文學史常識的讀者都知道，烏臺詩案是導致蘇軾人生逆轉(zhuǎn)的一個重要事件，并由此開啟了他幾起幾落、跌宕起伏的人生，作者自然不會忽視對這一事件的密切關注和藝術表達，不過與以往的作者相比，更注重對其中細枝末節(jié)的描繪。在這篇文章里，作者首先解釋了何為烏臺，接著又概要描繪了北宋時期復雜的社會和政治局面：自始至終存在著新黨與舊黨間的激烈爭斗。由于蘇軾既對新黨沒有半點興趣，也對舊黨沒有絲毫奉承，政治態(tài)度忽左忽右、搖擺不定，再加之他恃才傲物的一貫作風，由此招來眾人的嫉恨，御史中丞李定、監(jiān)察御史舒亶等人一直苦心收集蘇軾的犯罪證據(jù)，終于在《湖州謝上表》《靈璧張氏園亭記》等詩文里找到，一場文字獄大幕也就此拉開，蘇軾先是被貶湖北黃州，接著又貶至廣東惠州，最后再貶到海南儋州，這真是對其顛沛流離的中年人生和孤獨寂寥的晚年生活的現(xiàn)實寫照。本書的最后一文為《遍地都是蘇東坡》，它以一個民間傳說作為開篇，說眉山城里有一座彭老山，在蘇軾誕生那天，山上的草木在一夜之間全部枯死。蘇軾去世，山上的草木又在一夜之間全部返青。很顯然，作者試圖借助對這個民間傳說的敘寫，凸顯蘇軾與家鄉(xiāng)的草木之間達成的生命默契，揭示了人的生命與物的生命在本質(zhì)上的相通。
作者蔣藍以詞典形式，即通過對一個個詞條的形象詮釋，來展開對蘇軾藝術形象的重構，的確顯示出了某種程度的新意。我們無須諱言，它無疑是對一種審美表達方式的借用，或者說是對前南斯拉夫作家帕維奇開創(chuàng)的詞典體小說藝術形式的沿襲。如此看來，要對中國或世界的歷史文化名流進行富有現(xiàn)代意義的重構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但這也正是希望的所在，帶著這樣的希望，才會煥發(fā)出無窮無盡的創(chuàng)造活力。
（作者系西南財大天府學院教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