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為詩圣杜甫曾經寓居三臺近兩年時間，“草堂”就成為三臺人人崇敬的地方，以至于專門培養(yǎng)人才的地方，就名為“草堂書院”。在三臺的近代史上，“草堂書院”是個響亮的名字。200多年來，三臺人以草堂書院而驕傲。對草堂書院，人們既熟悉，又有幾許陌生。說熟悉，是因為三臺人都知道有這么一個書院;說陌生，是因為不少人并不知道草堂書院的前塵往事。
筆者的學生時代是在三臺中學度過的，當時校園大部分是草堂書院的故址。筆者享受過書院古香古色建筑的熏陶，也曾在這里尋找過書院的遺跡，近年從清代乾隆年間的《潼川府志》及嘉慶年間的《三臺縣志》里發(fā)現了對草堂書院的一些記敘，于是整理出來。
俯瞰詩圣廣場(資料圖片)
費元龍創(chuàng)立書院
過去的書院本是科舉考試的預備學校。歷史上，三臺曾經是四川省的第二大城市，明清兩代這里是潼川州(府)治所。然而直到清代中期，這里仍然沒有書院，讀書人基本上依靠私塾或廟學合一的縣學、府學學習。說到潼川草堂書院的創(chuàng)立，一定要銘記費元龍的功績。
260多年前，費元龍在綿州任知州時，非常重視書院的建設，就曾創(chuàng)辦“涪江書院”。乾隆十九年(1754年)，費元龍調任潼川知府。上任伊始便嘆息，“潼川素無書院，相沿借梵宇一椽為學舍，延師肄業(yè)，僅有其名。”“凡在州邑莫不建書院，以為儲才地。”由此，他開始為潼川籌建書院。
他將屬下及當地士紳召集到府衙，闡述創(chuàng)建書院的大義，并由府衙幕僚宣讀規(guī)劃。與會人士聽聞規(guī)劃中龐大的預算，一籌莫展，面面相覷。
這時一名老者為大家指點迷津：在三臺城南郊野120里“龍臺寺之旁麓，有用古木二千余株，大可為材”。山上寺院僧人言之，古木為寺院所有;附近鄉(xiāng)民卻執(zhí)意屬祖上先人所植。“寺僧與鄉(xiāng)民爭訟久不決”，雙方相持不下，當時的潼川知府王汝治判決將古木全部充公。乾隆十六年(1751年)縣里修建“奎星閣”用掉少部分木材，剩余的古木堆放在山麓。后因王汝治調離，無人顧及此事，“寺僧乘隙盜取”，又被“無賴者伐賣一空”。
費知府聞言，勃然大怒，立即派人清理，“追其值得七百兩”，自己又帶頭捐款，并向社會募集，“共相輸助又集得數百金”。有了資金后，在縣城東門內購買了一塊地皮，位置鄰近“草堂寺”，再由“草堂寺”捐出部分相鄰地皮，這便是草堂書院地域的雛形。
費知府又從當地士紳中選擇熱心干練的人，主持建造。經過備料、設計、施工，歷時七個月，終于大功告成。共建房舍四十三間，院內還進行了綠化。庭院里“軒朗峻整，門庭堂奧，煥然一新，復蒔花種竹，以佐明窗，清玩兼有園林之勝”。又將宋代大儒胡安定的遺規(guī)“經義治事”四個字，刻以匾額懸掛于“講堂”大門之上。“又酌置田產數處，歲可獲息百余金”，終使書院添置設施以及支付老師薪酬有了經費的保證。
因為書院與涪江對岸東山上的文峰塔遙遙相望，于是取名為“文峰書院”。這就是草堂書院的原名。
學生經過一年學習之后，乾隆二十一年春(1756年)，三臺考取廩生4人(相當于現在本科學歷，可以獲得生活補貼)、補博士弟子員17人(相當于現在高中學歷)。引起了全縣轟動。
杜甫草堂(資料圖片)
書院更名及修葺
那么“文峰書院”又何時更名為“草堂書院”呢?這里還有另外一個故事。
根據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版《潼川府志》和嘉慶十九年(1814年)版《三臺縣志》的記載，時任潼川知府的沈清任，博學多才，滿腹經綸，且擅長書畫。他于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組織人手對文峰書院大修，使“其間堂宇洪深，廊舍紆折，綠樹蔭濃，花木森列，規(guī)模亦既軒廠矣”。
又因為詩圣“少陵先生入蜀避徐知道之亂，卜居于潼，今之書院其故址也”，為紀念杜甫先生，故將書院更名為“草堂書院”。在門楣高懸“人文彪蔚”的金字匾額，將杜甫的畫像懸掛于講堂之后楹。并“增置田產，嚴立條規(guī)，并命八邑公捐奉廉以助膏火”。也就是說，由潼川府所屬八縣共同提供經費，草堂書院便有了更為堅實的立腳之本。
“草堂書院”后來又經歷了幾次大修。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張松孫升任潼川知府，他在次年大修書院時，“院中開池疊山，增植花木”“鑿池于講堂前，駕以小橋，題曰‘濯秀’”“環(huán)池之左，疊土為崗巒，崇隆之象，示一簣為山之意焉”。這便是后來的“飯顆山”。飯顆山一直存在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。
張松孫還是李白杜甫的狂熱“粉絲”。他認為“李杜千古知己，禮宜并祀”。于是又于講堂后“度后圃隙地，建堂三楹”，“易前所繪圖為木像”，“爰命梓匠雕塑兩先生像，而合祀之”。
后來的一次大修在嘉慶年間。嘉慶十二年(1807年)秋，沈昭興任三臺知縣，他到草堂書院見“睹茲荒落，極思葺而新之”，便奏請知府大人張世濂出面向八縣捐募，并主持重建。鑒于草堂書院雖為文化昌明之地，但原來祭祀李杜的后堂，屋宇低濕狹小，于是更新了祭祀李杜的后堂，使它成為書院的標志性建筑。這時，此建筑物便正式稱之為“李杜祠”了。
到光緒三十一年(1905年)，潼川知府鐘潤奉旨廢科舉，建學堂，遂將草堂書院改辦成現代學校“潼川府中學堂”。這便是三臺中學的前身。
《潼川府志》“書院圖”
書院內部格局未變
對比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版《潼川府志》與嘉慶十九年(1814年)版《三臺縣志》所載的“書院圖”，發(fā)現完全相同。這說明草堂書院雖經多次維修，書院的大體格局并沒有改變。
乾隆版《潼川府志·書院志》對乾隆十九年費元龍興建的書院格局是這樣記載的：“外設區(qū)域門二，司閽室(門衛(wèi)室)二。門之左右坊，二碑亭，一內正堂五間，為講堂。樹木陰翳，氣局軒朗。……自西而南長廊迤里迤精舍毗連，共十間，曰‘讀書樂處’。長廊之后面南者五間，面西者三間，花逕紆徐，陰幕綠天，曰‘經義治事齋’。”
書院四周由土墻圍成，南臨東街，東鄰民宅，北抵城墻，西墻外是草堂寺。學生經東街由書院大門進入之后，映入眼簾的是書院創(chuàng)建記事和勉勵學生奮進的兩個碑亭。向西則進入第二道校門(直到1940年代三臺中學學生均由此二門進出)，進入二門后，北側是“飯顆山”;“濯秀池”(后更名為“洗心池”)居院中。書院內共有房舍43間，講堂位于書院北側。講堂南側有圍繞的長廊，一直向西而南延伸，有十間精舍毗連。在長廊之后的房舍，面南有五間，面西有三間。“西垣外屋三間，東垣外屋三間，則諸生儲薪米炊爨之所。”
書院學生的學習及管理
書院建起后，便具有了藏書(類似圖書館)、供祭和講學研討的三大功能。至于“草堂書院”藏書的來源，方志也有記載：“今書院舊籍空無所有，本府飭學師將學宮(府縣的孔廟)所存之書，暫借寄之院，以備觀覽考證”，“諸生中有家藏者不如借觀。俟力有贏馀以漸買貯以成文苑蔚觀”。經上述三個途徑，書院的藏書逐漸增多。
從草堂書院的創(chuàng)建過程，可以看出，它是由官方主持并提供學生生活費用，依靠民間籌資興建和維修，以學田收入作為書院的運轉支撐。
草堂書院建成之后，讀書人趨之若鶩，踴躍報考。但書院入學的門檻很高，經過筆試、面試錄取的學生并不多，在潼川所屬的八縣中每年錄取僅二、三十人而已。草堂書院招收的基本上是“內課生”，即住宿生。書院實行封閉式管理。
因為書院是以考課為中心的科舉預備學校，承擔了從秀才到舉人的重要教育重任，因此學習的內容是對準科舉考試的。草堂書院創(chuàng)建時，在“講堂”大門上懸掛的匾額是“經義治事”四個字，這便是書院規(guī)定的學習內容。“經義”，就是儒家經典;“治事”，主要內容包括治民、水利、算數、講武等。
草堂書院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條例，包括院規(guī)院紀、學習制度、生活規(guī)則。
“草堂書院”制訂的《遵循規(guī)格》(即院規(guī))里有“品行宜端”“文體宜正”“讀文宜擇”“程課宜限”“敬惜字紙”等規(guī)定。同時書院要求“諸生亦宜自愛潔修，凈幾明窗，毋雜纖塵，以成藝圃之雅”。
書院在每月初一、十五均舉行“祭祀活動”，老師帶領學生拜謁先祖及圣人，要求“班位整肅，衣冠齊楚，質明行禮”，進行德育訓化。
學生的學習方式，包括誦讀、講解、習字、作文。“諸生列屋而居，各工其事”。書院規(guī)定“每日課程必有定限，各人自量其力，如讀書若干章，讀文若干篇，習字若干行，作詩若干首，循序漸進，不欲速，不畏難，積久自有功效”。“諸生聽講之后，必須回講或令其另講一章一節(jié)”。
學生的功課、聽課、自學、食宿、請假，同學之間的相互討論以及老師答疑等，各方面的日常學習生活狀態(tài)，都會記錄在案。“師長善導而不悔者，致明監(jiān)院呈堂黜逐”。“不告假，在外游蕩不歸者，察出初次申飭，再次責罰，三次黜逐”。“若賭博飲酒度曲吹簫，自詡風流，有違規(guī)格，且漸不可長，當禁之未然。”
當然也還有獎勵措施，“諸生膏火(即生活補貼)每月給發(fā)一次，照現定規(guī)例，按內外肄業(yè)分別給發(fā)三次，文優(yōu)以漸而升三次”。成績優(yōu)異者畢業(yè)后，姓名將列入“光榮榜”，“諸生凡歷年在院肄業(yè)者，胥來郡列名立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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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：譚鵬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