敦煌學的研究對象是敦煌文獻、敦煌石窟藝術(shù)、敦煌史地和敦煌學理論。敦煌文化，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在敦煌這個特殊的地域，吸收了東傳的佛教等外來文化后而產(chǎn)生的地域文化。因此，敦煌文化的特點，就在于其地理條件的特殊。研究敦煌文化，不僅要聚焦敦煌在絲綢之路上的“咽喉”地位，還要關(guān)注敦煌文化的基礎(chǔ)與背景——河西史地、五涼文化。
一
古代敦煌被稱為“華戎所交一都會”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“咽喉”之地。作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、融合、匯聚窗口的敦煌，其本身就是中外文明交流的產(chǎn)物。
研究敦煌學，就要將其放在河西乃至西北史地的大視野中，如我們在討論敦煌名稱的含義時，一直在爭論敦煌是漢族名稱，還是少數(shù)民族語。敦煌的名稱最早出現(xiàn)在《史記》《漢書》中，是漢武帝設(shè)置的河西四郡之一，如果將敦煌名稱的出現(xiàn)與武威、張掖、酒泉合并考慮，可能會有新的啟發(fā)。
敦煌文化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(jié)晶。由于敦煌處于絲綢之路要沖，長期持續(xù)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薈萃，吸納了不同地區(qū)、不同國家的文明精華，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豐富多彩的敦煌文化，從而也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(nèi)涵。
從敦煌的歷史可知，敦煌文化并不是西來的，而是在河西文化的基礎(chǔ)上，吸收了東西不同文化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化。據(jù)敦煌遺書P.3720《莫高窟記》載：莫高窟“右在州東南廿五里三危山上。秦建元中，有沙門樂僔，杖錫西游至此，遙禮其山，見金光如千佛之狀，遂架空鐫巖，大造龕像。次有法良禪師東來，多諸神異，復于僔師龕側(cè)又造一龕。伽藍之建，肇于二僧……”末署“時咸通六年（865年）正月十五日記”。從這段關(guān)于莫高窟創(chuàng)建的材料可知，莫高窟的第一個開鑿者樂僔是“西游至此（敦煌）”。所謂“西游”，就是從東到西。樂僔是“西游”到敦煌的，即從敦煌的東面來的。敦煌之東是酒泉、張掖、武威、蘭州、天水、長安……也就是說，樂僔是從東（中原）“西游”到達敦煌的。到了敦煌后未再繼續(xù)“西游”的原因，是看到了三危山的佛光，即“見金光如千佛之狀”，所以就留下來開鑿了莫高窟的第一個石窟。
從科學的角度看，樂僔當時所見的金光千佛，自然是一種幻覺，但這種奇景，我們今天在莫高窟仍可看到。因為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，是剝蝕殘山，山上無草木，巖石為暗紅色，其中含有石英、云母等礦物質(zhì)。夕照反射，常燦爛若金光。電影《海市蜃樓》的開頭，就采用了這種原理。當然，樂僔對這奇妙的自然景象無法理解，就完全歸之于“佛”了。
樂僔以后，《莫高窟記》說“次有法良禪師東來”，《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》更明確記載：“次有法良禪師，從東屆此”，即法良也是從東面來到敦煌的。法良到敦煌后，“又于僔師龕側(cè)，更即營建”，繼續(xù)了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。
由此可知，莫高窟最早的開鑿者樂僔和法良，都是從敦煌的東面來的。這也說明，敦煌文化并非西來的，而是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吸收了包括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內(nèi)的其他文化后，在敦煌這個特殊的地域生根開花而產(chǎn)生的地域文化。從緣起來看，敦煌文化的根和魂無疑是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，在歷史的長河中，敦煌始終以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為根基，并不斷吸納、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。
不僅莫高窟的創(chuàng)建者是從東面來的，就是涼州番禾縣（今甘肅金昌市永昌縣）的“瑞相寺”，其最早的“瑞像”故事，也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延元年（435年）丹陽僧劉薩訶“將往天竺觀佛遺跡，行至于此（番禾縣北御山）”后，預言在“東北御谷山”崖“挺出石像”。敦煌文書P.2680《劉薩訶因緣記》對劉薩訶預言涼州瑞像的描述，與P.3720《莫高窟記》樂僔創(chuàng)建莫高窟的記載非常相似，即“魏時劉薩訶杖錫西游至番禾，望御谷山遙禮”后，便預言“此山當有像現(xiàn)”。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出，如果說莫高窟的創(chuàng)建者樂僔是從敦煌的東面來的，關(guān)于他的其他信息暫不清楚，而預言涼州瑞像的劉薩訶則明確是中原人，并且還曾在建康（南京）活動，無疑更增添了敦煌文化與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之間密切聯(lián)系的證據(jù)。
談到敦煌的歷史文化，無法繞開早期生活在河西地區(qū)的各個民族。河西地區(qū)早期的先民有月氏、烏孫和匈奴。匈奴強大以后，趕走了月氏和烏孫，成了河西走廊的霸主。漢武帝時，漢匈之間展開了多次戰(zhàn)爭，尤其公元前121年霍去病領(lǐng)導的河西之戰(zhàn)，給匈奴以沉重的打擊。漢朝獲勝后，匈奴民眾部分西遷，大部分逐漸融入我國統(tǒng)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之中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，其目的就是聯(lián)絡(luò)被匈奴趕走的大月氏和烏孫共同攻打匈奴。
匈奴原為中國的一個民族，自殷周以來就見于漢文史料，其最初居住在今天山西的北部。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前四世紀，遷到今內(nèi)蒙古草原，在那里組成了一個強大的部落聯(lián)盟。關(guān)于匈奴的種族，現(xiàn)今體質(zhì)人類學通過多處匈奴墓葬人骨測量，明確指出匈奴為東亞蒙古人種，是地道的中國北方草原游牧民族。
另如月氏，在我國先秦典籍《穆天子傳》《逸周書》《管子》等之中就有零星記載，作禺知、禺氏、牛氏等。月氏人的居地在今山西平魯、井坪一帶，屬內(nèi)蒙古草原的南緣地帶。后來月氏人遷徙到河西走廊的“敦煌、祁連間”，并經(jīng)營由西域輸往中原的玉石生意。匈奴崛起后，與月氏爭奪河西。約公元前176年，月氏被匈奴冒頓單于擊破后，從甘肅河西走廊西遷到中亞伊犁河流域。其余“小眾不能去者，保南山羌，號為小月氏”。遷徙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，后來在烏孫的打擊追趕下，再次往西南遷，到達阿姆河上游的大夏。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，就是為了邀請大月氏重回河西故地，共同夾擊匈奴。大月氏占據(jù)大夏后，采取分部統(tǒng)治的方式，即在原大夏設(shè)置了五個翕侯。公元前后，五翕侯之一的貴霜翕侯強大起來。一世紀上半葉，貴霜翕侯丘就卻開始兼并其他翕侯，統(tǒng)一了大月氏國，建立了貴霜王朝。到丘就卻之子閻膏珍時，貴霜王國積極向南擴張，至公元二世紀上半葉征服印度北方。閻膏珍之后，貴霜王國的統(tǒng)治權(quán)轉(zhuǎn)到迦膩色迦家族?？梢?，月氏人原是生活于我國北方草原的一個游牧部族。
再如“吐火羅”，本是民族名，中世紀轉(zhuǎn)為地名，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記》中作“覩貨邏”，并記述了其經(jīng)歷的吐火羅故國領(lǐng)域：東起帕米爾，西接波斯，北據(jù)鐵門關(guān)（今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布茲嘎拉山口），南至大雪山（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），南北千余里，東西三千里，相當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區(qū)。玄奘所記述的“覩貨邏國故地”正是現(xiàn)在所說的“吐火羅斯坦”，即吐火羅的地域范圍，與后世所說的“吐火羅語”的地理概念是不一致的。
西方學者所謂的吐火羅語，是指在我國新疆庫車（漢代的龜茲）、焉耆、吐魯番等地流行的一種語言。因這種語言文字發(fā)現(xiàn)時不知其名，西方學者草率地將一件文獻中出現(xiàn)的Toxari比附為“吐火羅”，便將其命名為“吐火羅語”。由于發(fā)現(xiàn)的地點不同，又稱吐火羅語A方言、吐火羅語B方言，還有所謂吐火羅語C方言。
玄奘所記述的“覩貨邏國故地”是今阿富汗北部地區(qū)，所謂“吐火羅語”則是在我國新疆南部、東部流行的民族語言。在東西方的各種文獻中并沒有明確指稱我國新疆的龜茲、焉耆地區(qū)的古代居民是吐火羅人。將這里發(fā)現(xiàn)的語言命名為“吐火羅語”，也沒有任何可靠的根據(jù)。這種情況實際上就是由于當時中國相對落后，一些文化現(xiàn)象由西方學者命名的一個反映。
學術(shù)界部分學者目前傾向于將吐火羅人比定為大月氏人，但黃盛璋先生認為：“大月氏人來自東部，吐火羅人來自西部”。從文獻記載而言，根本無法肯定大月氏與吐火羅為同一民族。
由此可知，關(guān)于大月氏人建立吐火羅，目前都是推論，并沒有直接史料予以證明。由于西方學者將公元6—8世紀流行于天山南麓龜茲、焉耆一帶的民族語言稱為吐火羅語（實際上是龜茲、焉耆語），而在天山以南孔雀河流域發(fā)現(xiàn)了距今4000年屬于青銅時代的小河墓地，其居民具有白種人特征。有些學者就將其類比等同起來，認為小河墓地居民講的就是原始吐火羅語，他們是原始吐火羅人。這些學者進一步推論，既然月氏人就是吐火羅人，那么秦漢之際生活在我國北方的月氏民族是從西方來的。有的學者在探討敦煌名稱的含義時，也提出敦煌是吐火羅的譯音，由此認為敦煌是外來的詞語，并將此作為敦煌文化西來說的證據(jù)，實際上是立不住的。
正由于敦煌處于絲綢之路的要沖，長期持續(xù)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薈萃，吸納了不同地區(qū)、不同國家的文明精華，從而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豐富多彩的敦煌文化，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(nèi)涵。在歷史的長河中，敦煌始終以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為根基，并不斷吸納、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。也就是說，敦煌文化既傳承著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精華，同時也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、波斯文明、希臘文明的優(yōu)秀成果，從而成為舉世矚目、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。
二
談到敦煌文化的根和魂，就離不開敦煌所處的河西走廊。據(jù)《后漢書·孔奮傳》載：東漢初期，“天下擾亂，惟河西獨安，而姑臧（今武威）稱為富邑”。《后漢書·竇融傳》也載，“天下安危未可知，河西殷富……足以自守，此遺種處也”。當魏晉時期中原戰(zhàn)亂時，河西地區(qū)則秩序安定，經(jīng)濟不僅沒有受到破壞，而且還有所發(fā)展，從而成了中原人士的避難之地。“天下方亂，避難之國唯涼土耳”；“其眾散奔涼州者萬余人”；“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”。從史籍文獻的這些記載可知，當時的河西各地，尤其是涼州（今武威）政治穩(wěn)定，經(jīng)濟豐饒，文化比較發(fā)達。正如胡三省所說：“永嘉之亂，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，張氏禮而用之，子孫相承，故涼州號為多士。”從而形成了“漸具地域性質(zhì)”的河西文化。
敦煌文化正是在河西地域文化的基礎(chǔ)上形成和發(fā)展的，或者說就是河西地域文化的組成部分。敦煌學的主體是敦煌文獻，其中就有一些反映河西地域的社會經(jīng)濟材料，如西涼建都于敦煌，敦煌文獻S.0113號《西涼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(xiāng)高昌里建初十二年（416年）正月籍》，就是西涼政權(quán)在敦煌所實施經(jīng)濟政策和制度的反映。如果將其保留的賦役記載與同時期中原的賦役政策進行比較，可知它基本上是西晉戶調(diào)式的延續(xù)，但在丁、次的年齡上又與《晉書·食貨志》所記載的標準略有不同，即成丁年齡略大一些。這既反映了敦煌的地域特色，即與當時敦煌社會穩(wěn)定、人口較多有關(guān)，又與中原王朝的政策有一定的關(guān)聯(lián)，說明中華文化與政策有一定的普遍性。
北魏孝明帝時將敦煌改為瓜州。北魏分裂后，河西屬西魏管轄。敦煌文獻S.0613號《西魏大統(tǒng)十三年（547年）瓜州效谷郡計帳》，就是西魏統(tǒng)治敦煌時期的計帳資料，它對當時敦煌所實施的受田標準、丁中年限、賦稅數(shù)額等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，如田制就有應(yīng)受田、已受田、未受田、足、未足、麻田、園、課田、不課田等；丁戶有老、丁、女、賤、婢等；納稅量詞有石、升、斗、斤、兩、匹、丈、尺、圍等，比較清晰地反映了當時敦煌的人口、土地、賦稅等情況，對了解敦煌乃至河西的地域經(jīng)濟有很大的作用。同時，本件還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均田賦役制度的唯一出土文書，而歷史文獻中對北朝實施均田制的記載比較簡略，許多具體的細節(jié)無法獲知，而通過對本件文書的研究，可以從一個側(cè)面了解北朝田制及賦稅制度的相關(guān)情況，解決一些長期懸而未解的問題。
這些有明顯河西地域特色的敦煌文獻，既是研究河西地域經(jīng)濟和文化的重要材料，又可以與史籍文獻的記載進行對比分析，探討全國政策的一致性。
與敦煌文書相似的材料，有2010年在甘肅省張掖市臨澤縣城西南的黃家灣灘墓葬中發(fā)現(xiàn)的西晉木簡，其中有西晉建興元年(313年)臨澤縣廷對孫氏兄弟爭訟田塢案的審理記錄，被定名為《西晉建興元年(313年)臨澤縣廷決斷孫氏田塢案》。簡文中出現(xiàn)的“舊塢”“田塢”“舊田塢”“塢”“居城北”等，與敦煌文書《西涼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(xiāng)高昌里建初十二年(416年)正月籍》中的“居趙羽塢”等有相似之處，可以結(jié)合起來共同研究。
另外，在吐魯番洋海出土的《前秦建元二十年（384年）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(xiāng)安邑里籍》中出現(xiàn)的“息男”“息女”，又與《西魏大統(tǒng)十三年（547年）瓜州效谷郡計帳》中記載一致。還有吐魯番出土的北涼貲簿，按照資產(chǎn)多寡劃分等第、征發(fā)賦役的文書。朱雷先生通過對北涼貲簿文書的整理研究，指出“可以看到當時實行著一套嚴密的計貲制度，它上承漢晉，而與南朝又有相異之處”。
敦煌文獻除了反映河西地域的生活外，還保留有較多反映全國情況的材料。如對敦煌文獻中所保存的儒家典籍進行分析、探討，可知敦煌文獻中的儒家典籍，既反映了南朝的主流文化，又反映了隋唐的主流文化。自東晉南渡以后，北朝都是少數(shù)民族建立的政權(quán)，南朝自認是華夏文化的正統(tǒng)。所謂南朝文化，就是代表當時中國的主流文化。王素先生指出，“敦煌文化遠與南朝主流文化銜接，近與隋唐主流文化接軌，既代表華夏文明，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‘南朝化’”。由此可知，敦煌文化并沒有因地處西北邊陲而與中華主流文化隔離。敦煌文獻中的世俗文獻，既有河西地域文獻，也有反映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典制文獻和儒家經(jīng)典，說明地處西北邊陲的敦煌，一直與中華主流文化有著密切的聯(lián)系。
綜上所論，從莫高窟的創(chuàng)建、敦煌文獻反映的河西地域文化和隋唐的主流文化、敦煌的歷史發(fā)展演變，尤其是匈奴、月氏的人種、原始居地和西遷背景，所謂“吐火羅語”的來源等等，說明敦煌文化并不是西來的，而是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在敦煌這個中西交流的“咽喉”之地，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中亞、西亞的文化后所產(chǎn)生的地域文化，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。
（作者：劉進寶，系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