綿陽市博物館展出的西漢木牛
在綿陽市博物館的館藏文物中，有一批西漢時期的木牛，其中一件在綿陽市博物館展廳向社會公眾展出。
這批木牛1995年出土于綿陽高新區(qū)永興雙包山西漢木槨墓二號墓，均為整木斫剝、雕刻而成，都沒有髹漆，形制基本相似，均為站立狀，前肢直立，后肢稍曲。木牛為三角頭形，長吻、圓眼、立耳，嘴緊閉，體態(tài)肥碩，四肢上粗下細。
在綿陽市博物館公開展覽的這件西漢木牛，看起來很不起眼，為何會在綿陽市博物館展廳占據(jù)一席之地?這與當(dāng)時的社會背景有很大關(guān)系。
在漢代，牛的社會職能之一是耕田，特別是“二牛三人耦犁法”的推廣，讓牛的地位更高。漢王朝規(guī)定“只有年老體衰的牛才可以宰殺”，《鹽鐵論·刑德》中有“盜馬者死，盜牛者加(枷)”的記載。
在漢代，牛也用于交通運輸。西漢初，天下初定、社會局勢不穩(wěn)，馬匹主要用于戰(zhàn)爭，牛車成為重要的交通工具。《史記·平準(zhǔn)書》記載，西漢初“自天子不能具鈞駟，而將相或乘牛車”，書中還有“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”的記載。張家山漢簡《二年律令·徭律》中有“發(fā)傳送，縣官車牛不足，令大夫以下有貲者，以貲共出車牛及益”的記載，可見牛車在當(dāng)時運輸中不僅有著重要作用，還很是緊俏。
牛在西漢也用于軍事戰(zhàn)爭，《漢書·李廣利傳》記載，漢武帝太初四年(公元前101年)，李廣利征伐大宛，帶去了十萬頭牛。史書中沒有明確牛在那次戰(zhàn)爭中的功能，但從漢代社會對牛的重視程度看，很可能是用于戰(zhàn)略物資運輸。
《晉書·輿服志》介紹一種駕牛的“畫輪車”時寫到，“古之貴者不乘牛車，漢武帝推恩之末，諸侯寡弱，貧者至乘牛車，其后稍見貴之”，到漢靈帝和漢獻帝后，“天子至士庶遂以為常乘”，但這種說法有些牽強。
漢獻帝是東漢的末代皇帝，時局動蕩，他時不時就會被人挾持，是“挾天子以令諸侯”的對象，經(jīng)常奔走在出逃路上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二袁劉傳》記載，漢獻帝出逃陜縣，北渡黃河時丟失了車馬輜重，只有步行出逃。不久他在安邑定都，沒有車馬，只有乘坐牛車出行，這是非常時期的無奈之舉。后來，有了車馬，漢獻帝自然就不乘牛車了。但有了皇帝開頭，大家趕趕時髦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從耕田犁地到交通運輸，加上朝廷對牛的保護，賦予牛不低的身價。成都市出土的一通東漢石碑中，就有“牛一頭，萬五千”的記載。
綿陽永興雙包山西漢木槨墓二號墓出土30件木牛，根據(jù)漢代“厚資多藏，漆用如生人”的喪葬習(xí)俗看來，墓主生前家中肯定養(yǎng)牛不少。墓葬出土的其他文物，多數(shù)都是高檔物品，大部分都是生活器具，還有彰顯身份的漆木馬和馬車。因此，墓主生前養(yǎng)的牛應(yīng)該主要是用來食用的，但也不排除有牛車的存在，不過墓葬中并沒有牛車出土。
由此可見，綿陽市博物館展出的這件木牛并不簡單，而是承載了西漢時一種獨特的社會現(xiàn)象。透過這件木牛，人們可以適當(dāng)?shù)陌l(fā)揮想象，去探索西漢時期的農(nóng)耕文明、交通運輸、社會生活概貌等。(綿陽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張登軍 文/圖)
編輯：郭成
